井冈山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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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冈山精神的核心——实事求是 敢闯新路

日期:2012-04-25 11:13:00
作者:
 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建研究中心

  在1927年夏秋期间,全党都在苦斗,都在探索扭转败局、振兴革命的路子。但这时候党的工作重心是在城市,是以苏联为楷模,企图通过中心城市的暴动,达到夺取政权的战略目的。党的八七会议后,虽然确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和开展土地革命的总方针,但仍把武装起义的着眼点放在城市。以湘赣边的秋收暴动为例,中央就明示应“集中军力,扑城取长沙”,至于湘南、湘中的军事行动,也是“夺取唐、许的武装,然后向长沙发展”。作为秋收暴动主要领导人的毛泽东,之所以能够突破这种传统观念,以井冈山为起点,开创革命的新道路,我们从引兵井冈以及毛泽东领导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土地革命的过程可以看出,它的思想基础就是根据实际作出正确选择的科学态度。

  八七会议后第一个上山下乡的中央委员

  八七会议结束以后,临时中央政治局于8月9日举行第一次会议,对各地的工作进行了大略的讨论。认为湖南省委没有勇敢接受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批评,对土地问题只主张没收大地主的土地,甚至还只是政治的没收,这是根本与中央的政策相冲突的。因此,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改组湖南省委,派彭公达和毛泽东两人回湘召集旧省委,宣传中央新政策,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全权负责改组湖南省委,并指定彭公达为新的省委书记。

  据彭公达在1927年10月8日给中央的报告中记载:“公达11日回湖南,泽东12日在汉动身,约定13日到长沙,15日召集会议。后因泽东同志13日没有到长沙,会议日期改为16日。到了16日,到会的人都齐全,唯泽东一人未到。”

  毛泽东到哪里去了?他到长沙县清泰乡板仓作农民土地问题调查去了。他是八七会议后第一个上山下乡的中央委员。

  毛泽东是我党从事农民运动的专家,担任过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委会常委、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对农民问题颇有研究且极为关心。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他曾对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作过32天的考察,于2月6日向中央写了一份长篇报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党内引起极大反响。

  毛泽东对这次板仓之行,曾于1927年8月20日给中央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我这回从长沙清泰乡(亲到)、湘潭韶山(有农民五人来省)两处乡村的农民调查中,知道湖南的农民对于土地问题一定要全盘解决。昨日与乡下来几位农民同志会商,征询他们意见的结果,拟出土地纲领数条。”接着列出了他亲自拟订的有关土地问题的四条纲领性意见。

  在板仓,毛泽东还召集当地农民钟庆生等6人在杨开慧家召开了座谈会。6个调查对象中有农民四人,篾匠一人,教师一人。毛泽东向他们询问了当年收成、本地自耕农、半自耕农、雇农各占多少等问题,农民们都一一反映了当地的情况及农民的意愿。调查会结束时,那位教师问毛泽东:“今后行踪,作何打算?”毛泽东回答说:“准备走遍四府,建立数万精兵。”

  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在致中央的信中,还明确地提出“国民党旗子已成军阀的旗子,只有共产党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的口号,并“断定国民党的旗子真不能打了,再打则必会再失败”。

  毛泽东这一思想的升华,是他长期从事农民运动,注重社会调查,充分了解国情、民情的结果。具有如此鲜明的观点,在当时党内是独一无二的。也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秋收起义公开扬起共产党的旗子,勇敢地向国民党反动派实行公开的挑战。

  根据实际情况退出战斗以保存实力

  秋收暴动的军事行动从1927年9月9日开始,到9月17日局势已经明朗化了。各路部队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失。这时候,是按原订的战略计划集中各部队再夺浏阳,攻取长沙,还是退出战斗以保存实力,毛泽东看得很清楚。湘敌迅集重兵向浏阳压来,如果以起义军弱小的兵力及差劣的装备与之硬拼,完全有被消灭之虞。他在浏阳上坪与卢德铭等人紧急商议,决定撤出战斗,退往萍乡再说。9月l9日,各路部队会合于文家市。前委召开会议研究下一步的行动方向。毛泽东系统地发表了意见,主张作战略退却,沿着湘赣边界退到湖南去,其理由是中央已有布置:湘鄂粤赣四省的秋收暴动,应响应南昌兵变,前敌委员会要分兵一团或二团到湖南占据郴、宜、汝一带。师长余洒度也作了发言,他认为平江并非失败,败在不反攻,并抬出中央、湖南省委的指示及原订的战略计划,提出现在不是退的问题,而是要再次取浏阳攻打长沙。但毛泽东以理服人,征得了多数委员的支持,最终形成退往湘南的决议。

  调查研究是进行土地革命的前提

  毛泽东是注重调查研究的先行者。早在大革命时期,他就通过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现时状况、对革命的态度以及在农村开展农民运动做过大量的调查分析,掌握了第一手材料,并在此基础上撰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两篇极为重要的文章,并开始将目光转向农村。

  1927年9月25日,工农革命军在芦溪冲破敌人的伏击后进入莲花县境。晚上,毛泽东不顾鞍马劳顿召开调查会听取甘明山、贺国庆等关于莲花、永新一带敌情及地势的汇报;1927年11月工农革命军攻打茶陵时,毛泽东因脚伤没能去茶陵,就到步云山附近的洋桥湖、坝上一带搞社会调查,然后,将获得的材料整理成文,取名为《宁冈调查》;1928年2月下旬,毛泽东又在永新县一带的塘边及附近的几个村庄,作深入细致的社会调查,并写下了《永新调查》。

  土地政策的制定是当时边界开展土地斗争中的一个最为棘手的问题。开始时,无章可循,全靠摸索。如在没收对象问题上,是没收一切土地,还是只没收地主的土地?在分配标准问题上,是按人口标准平均分配,还是按劳动力标准分配?或是两者兼顾?在分配区域问题上,是以乡为单位分配,还是以村或是以区为单位分配?在土地所有权问题上,分配后的土地所有权是归苏维埃政府所有,还是归农民所有?土地能否自由买卖、租赁?如何区别对待中间阶级?地主要不要分田等等,都需要作出正确的回答。可是,土地革命这一大课题,在当时全党及各个根据地都在探索阶段,并无成法可循。而井冈山根据地自创立以来,几个月间都与组织失去联系,党的六大决议直至1928年11月才送至井冈山。这就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摸索出一条新路。

  正是由于毛泽东和边界党组织注重了社会调查研究,倾听了群众的要求,才比较正确、科学地解决了这些实际问题。如在土地分配标准问题上,边界执行的还是以人口平均分配的方法。后“依中央办法,改以劳动力为标准”,但“能劳动的比不能劳动的多分一倍”,依然照顾了老人与小孩。在《井冈山土地法》颁布时,人口与劳动力两个标准都采用了,并提出:“两个标准,以第一个为主体,有特殊情形的地方,得适用第二个标准。”这就既切合了边界的实际,又与中央的政策相吻合,做到了二者有机的统一,受到根据地广大贫苦农民的拥护。

  毛泽东除自己从事调查外,还要求红军及地方干部直接参与此方面工作,作为一项任务来完成。曾志在《回忆在井冈山的战斗生活》中讲道:“毛泽东在行军路上很注意调查研究。收集沿途的情况,这是毛主席亲自布置我做的第一件事。”在1927年11月间开办工农革命军军官教导队时,毛泽东还要求教导队学员下到古城、新城、茅坪一带进行调查。调查的内容很广,如:行政区划、人口、阶级、土客籍矛盾、土地占有情况、文化风俗等一概都要了解,然后填写调查表。部队干部战士在一个地方作了调查以后,都要上报。经过调查,我们处理各种问题,解决各种问题,就能分清敌友,团结多数。

  提出了中国革命红色政权的理论

  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时期不仅解决了根据地创建过程中的一系列重大实践问题。而且进行了伟大的理论创新。理论创新的成果和标志,就是提出了中国革命红色政权的理论,这个理论的载体就是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撰写的三篇着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创造性地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和概念,形成红色政权理论,绝非偶然,有其历史背景。
  “八月失败”后边界形势十分严峻,红军和根据地损失惨重。这时,党和红军内部就有部分同志被暂时的挫折所迷惑,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思想上产生动摇,直至发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红旗到底打得多久”这句话最初是杨岳彬说出来的。杨岳彬是湖南华容人,此人能说会道,爱在公开场合表露自己,由于善于刻钢板、作画,时任第三十一团团部宣传干事。一天,第三十一团第一营营长员一民找到杨岳彬,要他为一营添置一面红旗。杨岳彬正与红军医院的党代表曹嵘等人闲聊得起劲,听了很不耐烦,回答道:“置什么红旗,这红旗还不知道打得下去吗?”由于当时军队内的悲观思想早已存在,所以杨岳彬颇怀不满的一句话一时不胫而走,使得当时的右倾悲观情绪火上添油。1928年在井冈山任第二十八团团长的林彪也常发牢骚说,天天吃南瓜,能打得天下吗?一个井冈山,十个井冈山也是空的。进而他也提出“井冈山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对于边界盛行的“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毛泽东敏锐地感觉到,这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问题,而是一种右倾悲观情绪和思潮。不回答这个问题,革命难以为继。

  为了从理论上回答党和红军内“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科学地分析小块红色政权能够长期存在和发展的客观依据,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井冈山武装割据的实际,创造性地提出了红色政权理论。

  1928年5月至10月,毛泽东在当时的宁冈茅坪八角楼上写下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光辉着作,详尽分析了中国革命的特点,论证了中国的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原因及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在论证的基础上毛泽东进一步大胆预见:“不但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没有疑义,而且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

  1930年1月5日,毛泽东为了批判党内存在的悲观思想,给林彪写了一封信,原题为《时局估量和红军行动问题》,这封信就是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在信中批评了林彪的错误思想。在信中,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法,科学分析了国内政治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批判了夸大革命力量的盲动主义和看不到革命力量发展的悲观思想,充分估计了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在中国革命中的意义和作用,提出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

  红色政权理论中,毛泽东的独特性理论创造体现在哪里呢?简言之,就是“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毛泽东在论证中国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条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思想”——“工农武装割据”的新概念。这是毛泽东的着作和我们党的文献中第一次出现和使用的新概念、新思想,是毛泽东在开拓湘赣边界割据局面、建立苏维埃红色政权中的一个重大创造。红色政权理论回答了中国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条件问题。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理论则是回答中国革命的根本途径问题。前者是局部,是地域性指向,后者是全局,是全国性指向;前者是基石,后者是大厦。因此前者在地位上成为后者的理论前提和基础。

  当年毛泽东在特殊环境下独立思考,另辟蹊径,并不容易,必须具备非凡的理论创新勇气和决心。毛泽东的“上山”思想很伟大,在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建立红色政权也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但在当时并没有为主流思想所认同,远在上海的中央的同志对此很难理解,甚至非常愤怒。共产国际代表说得更严重,说是“最可耻的背叛”。毛泽东在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的时候,也曾被当时的所谓“权威”思想和“正确”路线所压制,并且受到过极不公正的待遇,但是毛泽东并没有因此而裹足不前,而是不断地和错误的思想作斗争,并提出自己的正确思想。可以说毛泽东思想就是在和共产国际和“左”、右倾错误思想的冲突和斗争中脱颖而出的。

  敢闯新路,是井冈山斗争最重要的一条经验,同时也是井冈山精神的深刻内涵之一。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总结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经验基础上,继承了革命先辈敢于创造、大胆创新的精神和品格,提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新的科学论断。毫无疑问,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实践过程中,仍然需要我们继续解放思想,大胆进行理论思索,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路。